文学院院长胡玉伟: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

发布者:王艳彪发布时间:2021-07-09浏览次数:10

文学院院长胡玉伟,应辽宁日报邀请,重点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文艺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文章报道《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在6月28日的辽宁日报刊发。


附原文:

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方向。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本报记者 高 爽

提示TISHI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坚信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而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这一理念在革命文艺创作中同样得到了贯彻。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议系统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支“拿笔的军队”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参观,最让人动容的是一组题为《奔赴延安》的雕塑作品:几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正朝着延安的方向行进,最前面的人已经走到了宝塔山下,他跪在地上,激动地捧起延安的泥土亲吻着……

这一场景,在当时的延安经常发生,正如当时年轻的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一文中所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然而,文艺家们的创作很快就有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因创作思想的不同而产生为文艺而文艺、向心力不足等现象,艺术创作不接地气,老百姓不爱看,也看不懂。而当时的战争形势又急需一大批政治站位高,能够鼓舞根据地群众革命热情、激发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优秀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纠正文艺界种种偏向的重要关节点。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他在讲话中将文艺工作者比喻成一支“拿笔的军队”:“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拜广大劳动人民为师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又于1942年5月28日和30日分别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和鲁艺就文艺问题发表了讲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小鲁艺”,融入“大鲁艺”,也就是投入到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当中,拜广大劳动人民为师。

从此,艺术家们擎起“文艺为群众”的大旗,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解放区文艺出现了创作高潮,一大批“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自此诞生。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歌剧《白毛女》,歌曲《东方红》《南泥湾》等,内容贴近现实,形式喜闻乐见,一经演出广受群众欢迎。

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解放区文艺产生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胡玉伟说:“《讲话》对解放区的文艺来说无疑是纲领性的文献,它的发表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解放区文艺秩序的最终确立,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未来文艺形态的思考。”《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家的历史身份得以重塑,同时,解放区文艺在具体形态上的建构,也随着对《讲话》精神的实践,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而进一步完备和成熟,呈现出与其他政治区域文艺差异日益明显的特殊品格。

“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

《讲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艺领域。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胡玉伟说:“长征的结束,使得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革命中心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空间的创造,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空间位移的时间意义:“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空间上的中心意识蕴藏着鲜明的历史内涵,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建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进程中,把握住前进方向、寻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实现思想的深刻、全面转变,是当时所有文艺家面临的历史必然性选择。

胡玉伟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将文艺仅仅当成文艺本身,文艺家们的创作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创造历史的行为融为一体。正如《讲话》中所说:革命文艺“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此历史感,《讲话》接下来所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顺理成章。《讲话》凸显了“人民”本位的文艺价值取向,颠覆了文艺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文艺作为新的历史行为的参与者,只有将自身的服务目标确定在历史的主体——人民大众的身上才能发挥出真实的效力。

“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毛泽东提出了“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胡玉伟认为,“实践的文艺”的观念是《讲话》的精神核心。毛泽东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一条获得新生之路,那就是走向民间,与工农兵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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